彭与鸥也深深地为浙南游击区的同志们的艰苦卓绝震惊和感动着。
敌人以营连为单位,组成“清剿”队,每天清晨出发进山“清剿”,傍晚返回驻地。
敌人会运用“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等办法搜寻游击队,并派出便衣侦探,伪装红色队伍,或到山林中伏击游击队,或到村庄中骚扰群众,破坏红色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此外,最重要的是,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断绝红色游击队的物资来源。
限制群众购买粮、油、盐等日用食品。
对有些物品,如布匹、胶鞋、电池等,特别是食盐,敌人会严加控制,不准群众往山里运送。
一经发现即以“通匪”、“济匪”论罪全家处决。
为了配合军事“清剿”,国民政府专门颁布了《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
规定‘剿匪前线’各县圩镇村庄,一律按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五保为一联保的形式编组保甲,实行联保连坐法。
即发现一户“通匪”,十家株连,满门抄斩,一保“通匪”,五保连坐,悉数以通匪罪处决。
并将保甲内18岁至45岁的男子编成“铲红义勇队”,严密监视和控制群众的行动。
由于国民党军长期的军事“清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色游击队的生活异常艰苦,特别是民国二十四年后,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游击队在深山里搭竹棚、杉皮棚和茅草棚居住。
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平均五六个人才只有一条破毯子,大家轮流使用。
国民政府实行移民并村之后,游击队粮食断绝,只好以野果、野菜、竹笋充饥。
游击队员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乎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在如此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依然冒险暗中支援红色队伍。
群众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日用物资埋起来,作好记号,留给亲人游击队。
群众把大米、食盐、情报放在竹杠中,趁上山砍柴之机把它留给红色游击队,自己则换上新砍的竹杠挑柴下山。
不过,国军后来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曾经下达命令,看见百姓深入可疑区域砍柴,‘但有怀疑,可不经请示,以通匪名义射杀’。
红色游击队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严寒天气不敢生火做饭,生吃麦糠,树皮,喝污水,军装破破烂烂,无法御寒,普通的伤风感冒,就可能导致将士们的牺牲。
红色指战员、战士没有鞋子穿,赤脚走路,敌人故意在红色游击队出没区域抛洒用粪水浸泡的钉子,战士们的脚底板被这些钉子刺穿,为了避免暴露,却只能忍着疼,一声不吭,一步一个血脚印,咬牙前行,一些战士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无声无息的牺牲了。
这两个安南步兵营的军需装备,在彭与鸥眼中,这就是无数战士的宝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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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物资和装备,特别是军装,必须处理好,避免敌人按图索骥……”程千帆说道。
彭与鸥打断了程千帆的话,“放心吧,处理这些,游击队的同志有经验。”
……
“关于你前番汇报的‘中华宝岛归宗社’,组织上进行了调查。”彭与鸥说道。
“查出什么线索没?”程千帆立刻问道。
前几天,程千帆通过死信箱向彭与鸥汇报了‘中华宝岛归宗社’的情况,请求组织上进行相关调查,争取能够联络上这些爱国志士。
“你汇报的林震,我们没有查到关于此人的消息。”彭与鸥说道,“不过,你提及的在基隆牺牲之郑清水的战友那个人,有了一点点线索。”
彭与鸥讲述了他所掌握的一些情况。
国红第一次合作期间,广东中山大学等宝岛籍学生组建“广东宝岛革命青年团”,发表《告中国同胞书》呼吁:
“宝岛乃中国之宝岛,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该团部分成员返回宝岛,参加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活动。
“民国二十三年,我党封葙奇同志在宝岛被日军抓捕、牺牲,封葙奇同志是我上海党组织派往宝岛组织抗日斗争行动的,包括郑清水在内的宝岛抗日志士,有不少人都受到封葙奇同志的红色爱国、抗日思想影响。”
“你提及的这位目前隐藏在上海的郑清水的战友,组织上初步有一个猜测。”彭与鸥说道。
“封葙奇同志和他的妻子同时被捕,后来为日寇所杀害,两人牺牲后,组织上有情报传出来,封葙奇同志的妻弟幸免于难,逃离了宝岛,后来这个人便没有了消息。”彭与鸥说道。
“封葙奇同志是温州人,他的妻子是上海本地人,结合你提供的情报,封葙奇同志的妻弟很可能便是你说的那个人。”
“有此人的更详细情报吗?”程千帆问道。
“没有更多的信息了。”彭与鸥摇摇头,他的内心是悲伤的,同封葙奇同志有过接触,或者是认识封葙奇同志夫妻二人的上海红党成员,在残酷的地下斗争中,在敌人的反复大搜捕中,基本上都牺牲了。
“对于封葙奇同志的妻子,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信息,譬如说她叫什么名字,曾经住在哪里?”
彭与鸥依然是摇头,他看了看程千帆,最终还是说道,“了解情况的同志,都牺牲了。”
“浙江那边能够查到更多情报吗?”程千帆问道。
“封葙奇虽然是温州人,不过,他很早便离开温州,在去宝岛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的。”彭与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