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便是功臣外戚体制。明朝皇室为了笼络功臣外戚，又为了防止出现异姓王独大，威胁统治的局面，所以才将五等候制度设立在宗氏封爵体制之外。洪武三年六月颁布诏令，规定了五等侯的主要爵位和享有的俸禄多少。

根据规定：正一品为国公、郡公，从一品为郡侯。正、从二品为郡伯等——这些爵位都没有封地，且不论功劳怎么算，有一点是确定的：无军功者不得分封。

在俸禄方面，公爵的俸禄为两千五石到五千石，侯爵的主要俸禄一千石到一千五百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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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爵位分为两种，一种是终身制，也就是不可以传承，本人去世则爵位断绝，这一类被称为流爵；另一种便是可以世袭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且不搞“推恩”，永远维持，这就是世爵，即通常所谓的“与国同休”。至于给封哪一种，毫无疑问也是依据军功大小而定。

刚才提到大明朝的“丹书铁券”制度有其特殊性，这并非虚言，这个制度相较于过往的历朝历代的确不尽相同。

洪武三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分公爵十人，侯爵二十人赐“丹书铁券”。在制度上规定“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可是渐渐的出现了一些功臣，手持“丹书铁券”，作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再加上朱元璋晚年多疑，大肆屠杀功臣，于是封爵制度遭到破坏。

永乐与嘉靖年间，两位皇帝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修缮，但大体模式没有改变。明成祖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根据“靖难之变”论功行赏。但此时也出现了极个别不靠军功封爵的人，比如说处理了驸马之死，化解明成祖与宁国公主兄妹之仇的永新伯许成——当然这属于个例，并不具备普遍性。

时间推进到嘉靖时期，当时由于前任正德皇帝任性而为，朝廷开始出现了封爵泛滥、武官难封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嘉靖皇帝对于分封标准做了严格的限制，一方面重申了“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另一方面则是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

至此，明代的封爵制度基本定性。

嘉靖皇帝虽然到后期成了个“道君皇帝”，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统治前期还是比较有头脑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唐玄宗李隆基多少有些类似。非要说不同的点，那大概是唐玄宗晚期更出名的是无限宠爱杨贵妃，而世宗嘉靖则是痴迷于道教。

那么，嘉靖早年为何要再次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呢？

嘉靖皇帝最为后世认可的，是他的权谋手腕，以上两件事其实说穿了也同样是权谋。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这看起来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给正德朝擦屁股，来个“拨乱反正”。

其实不然。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从根子上来说，是在打压已经在朝廷取得绝对优势的文官集团，给文官集团戴上枷锁。这是用一条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将文官集团桎梏在勋爵体系之外，让他们不能继续扩大“势力范围”，把勋爵一系也彻底压倒。

为何这么说？如果除了军功之外的其他功劳也可以封爵，那么执掌朝廷大权的文官集团完全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找到可以封爵的文臣，让这些文臣成为勋爵，久而久之勋爵一定泛滥成灾不说，而且绝大多数勋爵都会是由文臣得封。

要知道，武臣勋贵再如何没落，朝廷的制度也规定了天下卫所需要他们来挂名。换句话说：武臣勋贵的效忠代表着天下兵权始终把握在皇帝手中，始终是皇权的鼎力支持者。

那么一旦勋贵也成了文官集团的大本营之一，则皇帝的皇权还剩多少？

嘉靖帝很敏锐的看穿了这一本质，因此对“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的祖制再次予以重申，这其实是他帝王权术的具体展现之一。

而至于封爵赐券的原因，则主要有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