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海瑞毕竟深知自己的名望，一举一动都可能在朝野掀起巨浪，是以对高务实的来信，他也很是谨慎。

他知道，南察这样的大事，对于朝廷而言非同一般，尤其是对于当朝诸公来说，更是影响巨大。简单的说，谁的人计典论赏，谁的人计典论罢，此消彼长之下，都一定会对朝中局势造成影响。

当然，海瑞本身不在乎这些，他是个坚持“君子不党”之人，虽然为官多年，却既无靠山，也无帮手，他早年宦海沉浮如斯也是因此。

任你朝中格局如何变幻，关我海刚峰何事？

他真正谨慎的地方，在于担心被高务实给利用了。

世人皆言，高务实能有今日之局面，一是在高拱给他留下的政治余荫，二是在皇帝对他的无限信任，三是在他自己当年考得的确是好。至于边功什么的，反而只是锦上添花罢了。

但海瑞从来不这么看，高务实所获政治资源再好，不能有效利用也是白给；皇帝的信任再重，事情总办不好也会尽失；至于考试，天底下状元那么多，谁有他仕途这样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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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杨慎乃是杨廷和之子，政治资源比高务实也不差，而且同样也是状元及第，那又如何？还不是贬官云南，终老边陲了。

不过当海瑞仔仔细细把这封书信看了三遍之后，他终于松开了紧皱良久的眉头。

高务实这封信里，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暗示，他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朝廷考虑，只是希望主持南察的海老先生能严格一些，多考虑德行这一条罢了。

注意德行，这个说法海瑞是完全赞同的，毕竟他本身就是一个无比注重德行的人。

不过海瑞却也知道，高务实的这个建议，在制度上似乎有些麻烦。

有明一代对于官员的处分细则，有所谓的“八目”与“四科”。

所谓“八目”，即使对考核不称职的官员所定之罢黜名目，“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

而“四科”，即是结合“八目”所拟定的内容而进行分别区处，“贪、酷、为民；不谨、罢软，冠帯闲住；老、疾、致仕；才力不及、浮躁浅露(即浅陋，大概是通假字)，降调外任”。

考察的“八目”始自何时，无准确的记载可供参考；然其最终成型，则在弘治元年二月。

成化二十二年，李裕任吏部尚书之前，明代考察并无“八目”之名，而以“四目”括之。史载：“故事，考察目有四：曰老疾、曰罢软、曰贪酷、曰不谨。(李)裕言人材质不同，偏执类酷，迟钝类软，乞立才力不及一途，以寓爱惜人才之意，帝善之，遂着为令。”

从这里不难看出，所谓的“四目”实则为“八目”之前身，“八目”仅仅只是将“四目”的各条细分开来，并将“疾”改称“病”，以及增加了“才力不及”与“浮躁浅露”二目。

“才力不及”这一条，设于李裕任吏部尚书之成化二十二年十月至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间的十三个月内；而“浮躁浅露”一条，是在弘治元年二月京察之际，由时任南京河南道御史吴泰等奏请，时任吏部尚书王恕报孝宗批准，并于该年京察之时实时进行了运用，罢黜了太常寺卿李绅。

关于“八目”、“四科”运用的一般原则，沈德符曾说：“在京五品以下庶官，则有年老有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凡五条；又另察五品以下堂上官，则年老、不谨、浮躁三款”。这在《明实录》与京察相关的诸条中亦有应用实例的记载。

但是，因为有关“八目”的规定极简，因此在确定“八目”之时，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模糊性，甚至还有部分名实不符的情况出现。

比如说“贪、酷，为民”。贪，可根据官员的贪污事实来确定，但有明一朝惩贪力度较大，虽然规定“贪者为民”，然而实际上有重大贪腐行为者受到的惩治往往较重，故此目针对的仅是贪污数量较小的官员。另外，一旦发现贪污行为，往往不必等待京察，而是当即处置。然而“酷”的行为本身较难确定，若因公事而“酷”，惩治力度往往较轻；而任私行酷，处置则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