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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就是一名盐丁只在盐场工作一年，接下来两年负责务农(开荒种植北海道水稻或玉米)，两年之后再去盐场工作一年，如此轮流。

因为这个缘故，辽南盐场的扩张就很花钱了，它实际上还兼有农场功能，所需的人手远超全国其他各地盐场(但其他盐场的制度不同，盐场主不负责具体生产安排，他们只是以盐法特权收购盐户的成盐进行贩售)。

正是由于扩张成本高，所以分成就少了。不过高务实认为这个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理由是当北海道水稻和玉米的收成上来之后，说不定反而还有大笔获利。

在这件事上，皇帝的支持很重要，因为盐场的农场用地靠的是皇家的“面子”——奉圣意开荒不仅享受之前高务实在辽东定下的三年免征政策，开荒之后的税率也很低。

原本，如果这些农场按照皇庄计算则根本无须交税，但高务实很反感不交税这种情况，当年还劝皇帝把京师附近大量皇庄都“还”给了农民(分期付款赎回制度)，所以现在的盐场农场也按照这个来办。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农场成了“集体用地”，所有权归盐场所有，而盐场的股份因为是皇帝和高务实各占一半，所以盐场农场本身缴纳一半田赋——高务实本来也不需要交田赋，但他很早便“以身作则”地宣布自己的田地都会足额缴税。

高务实虽然不爱好买地，但他在高家的确是有分到田地的，而在各地买矿山的时候，由于其中有些位于几个山头之间的谷地不可能单独列出，所以也只能一并买入。

这样一来，因为他买下的矿山极多，其实现在也顺便成了大地主，只是土地零散得很，星星点点到处都是，碎得和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小邦国一般。

张四维时代结束，到了申时行当政时，京华也已经是大明的产业巨无霸。此时由于南疆和大明实际上打通了贸易(京华是大明的“国内企业”，有权直接贸易，于是南疆地区在商业上实际相当于大明内地一般)，这导致双方贸易往来大增。

贸易量既然大增，关税和海关税收入便随之暴增，这也是高务实之前在实学派聚会中提到现在两项关税从当年“十来万”翻了三十倍的来历，也就是说现在陆海关税总额已经超过三百万两。

此时，全国的正常岁入已经提高到了八百三十万两左右，而今年高务实主导了户部大收权之后，各地方衙门截留的收入少了很多，以往被隐瞒的很多收入也被户部收取，导致户部收入又提高了不少，已经有望达到或接近千万之数。

而且高务实不担心地方衙门会饿死，因为在此之前好几年他就提出过地方衙门“创收”的办法。这办法说难不难，说易也不易：地方主官应该大力提倡发展商业贸易，并把征收商税作为提高收入的手段。

大明当前阶段的商税分为两个部分，一类是国家商税，一类是地方商税，但两者之间的制度还没有定好——原本高务实打算借鉴自后世红朝的“分税制”现在还在计划当中，所以目前的大明商税按照户部与地方五五分成来草草结算。

总的上来说，这个做法也很符合高务实一贯的改革思路：以利益引导为主，而不是依赖于行政施压。

行政施压固然在某些时候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高务实始终坚信，单方面的施压是不存在的，但凡施压就必然会导致反弹，所以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利益引导，并以后者为主。否则一旦行政施压结束——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结束之后必然会出现被压一方的反攻倒算。

一年保底八百三十万两，今年甚至可能达到千万级，这样的财政实力之下，高务实依然对于这四十五万两银子的开支增长很是犹豫，为什么呢？

因为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大明朝的各项开支也同样逐年上涨。

之前多次提到的几个大项目，如宗室“买断”、皇陵建设、战备储存、巩固边关(长城加固和新修炮台、要地棱堡化等)、官员俸禄改革(取消折奉，统一发银)等等，无一不是吃钱的大户。

换做是二十年前，可以说任何一项工程都不是当时的朝廷办得下来的——君不见隆庆帝驾崩后，高拱竟然拍板让他“住”进了他爹为他爷爷修的陵寝？以高拱对隆庆的感情，尚且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权宜之计，不是因为朝廷实在没钱，还能是因为什么？

然而现在，朝廷已经强大到了能够一批大事同时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