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缘故？”吴兑面现思索之色，斟酌着问道：“求真可是担心皇上那儿……”

高务实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道：“近来小弟悟通了一件事，早年间我常闻一语，曰：‘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是故，董仲舒曾言：‘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这话吴兑自然也知道，点头道：“拔葵去织，确有此说，不过如今能这般做的人不说早已绝迹，至少凤毛麟角。况且愚兄记得，求真你并不同意这话的意思吧？”

高务实刚才那段话的意思是，吃国家俸禄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从古至今，“不与民争利”都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被称为“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

“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史记》里讲，公仪休担任鲁相后，规定所有为官者不得经营产业、与民争利，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

当公仪休吃到自家种的爽口蔬菜，就“拔其园葵而弃之”；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织布，立即“疾出其家妇，燔其机”，还十分生气地说：“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自此，“拔葵去织”便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成语，屡屡被后来者引以为戒。

如《隋书》记载，当时因百官所需费用不足，中枢和地方都设置用以放债的公款，“以息取给”。时任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此乃官府与民众争利，“非兴化之道”，就“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

《资治通鉴》里也讲，说武则天垂拱年间，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监裴匪躬建议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场上去卖，“以收其利”。时任宰相的苏良嗣断然叫停：“昔公仪相鲁，犹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

按理说，自家织点布、种点菜，官府放贷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卖，这都不是什么大事，但从公仪休、苏孝慈到苏良嗣，何以个个大发雷霆“小题大作”呢？

道理很简单，意蕴也很深远。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会对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但深层次的危害在于，他们认为这个口子一旦打开，以后只会越开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跟进和效仿。

而且在古代社会，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权力，以这样的公权力与“手无寸铁”的百姓“争利”，孰强孰弱高下立见。如是长此以往，弱肉强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终必然百弊丛生、积重难返。

更为可怕的是，“争利”开始往往是公开的、含蓄的，但逐渐就演变为敲诈，甚至抢劫了。如《梵天庐丛录》载，鞑清时某太监打着“老佛爷”的旗号，到开封为宫廷征取过冬用炭，对县令说：“汝需备炭三十斤。”

这事并不难，可他随即提出苛刻条件：“每枝长须一尺五寸，圆一寸五分”，且“不可有节”、“不可有裂纹”。当县令面露难色时，太监就恫吓道：“万一老佛爷冻着，汝罪不小！”

此时自然有人出来打圆场，道：“有银子便好商量。”结果县令便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从这个故事表达的意义上讲，“拔葵去织”、“罢公廨钱”都是未雨绸缪之举，目的是把祸患消除于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为什么“与民争利”被视为最低下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人心，其实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争小可，便失大道。”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争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唐太宗舟水之喻，兴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务实把这番道理说与吴兑听了，吴兑的脸色便有些将信将疑，犹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说，你我做这些物流买卖，也是与民争利，因此本就应该罢手？

倘若道理如此，则你将此买卖转而让给朝廷，那不还是与民争利？无非这争利之人由你我换成朝廷罢了——可朝廷归根结底乃是皇上啊，皇上与民争利，岂非更大的坏事？

《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盐铁论》则言：‘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若你我及诸官都不能行此‘争利’之举，皇上又因何可为？”

高务实早料到吴兑听完自己那番话之后必称孟子，不错，孟子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成了后世儒生三句不离嘴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