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一来,对社会发展会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老百姓愚昧、孱弱,确实好统治,但也失去了创造性,一代一代遗传下去,时间越长民族越弱。
光靠能看清未来的皇帝没用,看的再明白、指的方向再准确,也得靠大部分国人一起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才会前进,富有创造性的国人越多前进速度越快。
想改变这一切只有一个办法,从根本上减少欺骗,建立基本信任。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主要是时间长、习惯难改。需要整整一代人不停坚持说实话,放弃相对容易的撒谎,与人性中的恶打持久战。
但从某种角度来讲又非常容易,不用号召每个人都自觉摒弃恶习,只需皇帝带头当榜样,再以此来要求朝廷官员遵守。
只要朝廷里弥漫的撒谎习惯被去除,各地官员就只能跟着改变。同理,只要官员们改变了,各地百姓必须也只能跟随,没办法,群体通常都是愚昧且盲从的。
这种方式肯定有成功的先例,因为古人给它起了个名字,上行下效!同时古人也有失败的教训,所以才造出积重难返、法不责众之类的词汇。
但在洪涛看来,这些统统都是统治阶级用来推诿的借口。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件事,只要统治阶级想改、且带头改变,就没有办不到的,不存在例外!
“……万岁爷要仿效古礼?”听完皇帝的长篇大论,刘时敏有些不敢相信。实际上皇帝所说的史书记录方法并不是独创,早在秦以前就存在过。
当时的史官是一份非常崇高的职业,没有啥大权力,却在精神上极端富足。他们所记录的史料任何人都不能看,更不能改,哪怕是皇帝也一样,怎么记的就怎么保存。
但秦始皇完成大一统之后,利用谁都无法制衡的权力把史官这个工作给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饱读诗书的应声虫,只要一提杀头,再辅以升官发财,让咋写咋写,还主动渲染。
其后的汉朝、唐朝、宋朝也都揣着明白装糊涂,还变本加厉把手段弄得更巧妙、装扮得更高尚。到了明朝,干脆连起居注都不让写了,想知道当时的情况只能去翻野史、杂史,各种孤证无法比较,雾里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