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太慢！”他说，“我们以前都是撒种，哪有这么细的格子？”

他一锄下去，彩绳被带起，两格土混成一块。

我立刻喊停。

“停！”我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停了手。

我走过去，把彩绳重新拉直，插上木桩。

“以前撒种，亩产多少？”我问。

他不说话。

“去年你家田收了多少石？”

他嘴唇动了动：“一石七。”

“我家试验田，三日百粒，按这长势，亩产至少三石。”我说，“差一石三，是地的问题，还是法的问题？”

他低头看那被踩乱的格子，没吭声。

老陶叔走过来，拿起尺子量了量被破坏的间距，皱眉：“差了两寸，根要抢养分。”

我当众宣布：“从今天起，共耕田设田监。老陶叔负责巡查，林婶记日志。每天谁来干活、干了多久、有没有违规，都记下来。收成按工分算，不按地头算。”

老陶叔点头，接过尺子，往田边一站。

林婶从篮子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第一页，写了日期。

下午收工前，共耕田的第一轮松土完成。彩格整齐，水沟笔直。我站在田头，看着这片重新活过来的地，对围在旁边的十几户人家说：“共耕田不是我一个人的地，是咱们村的试验田。成，大家一起富；败，我补种补肥。”

有人问：“那你图啥？”

我望向远处那片金黄的试验田，灌溉器正喷出细雾，稻穗低垂。

“图有一天，咱们村的名字，能写进农官的奏报里——不是灾情，是丰年。”

人群静了静。

林婶忽然开口：“我家那两分地，下季也走这法子。”

王家男人没说话，弯腰捡起自己刚才扔在地上的红绳，折了折，塞进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