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没有理会，接着讲下去，说：1956年底以前，没有人相信宇称可能不守恒，包括我们和吴健雄。 这时，李政道又在座位上说：“只说你自己。你刚才说的是不真实的”。

杨振宁接着公示了一张投影片，是李政道1956年涂写的一张稿纸（省略）李政道再一次在座位上说：“这是我的涂写，我的。与你无关。而你把上面本来有的C,P,T等...都故意掉了”。杨振宁听后就接着出示了下一页，内容正是上面那个意思。于是不做说明便翻了过去。

会场里气氛紧张，鸦雀无声。杨振宁匆忙结束了报告。

李政道的说法：

美国记者写了一篇《宇称问题侧记》来记叙宇称不守恒的发现始末，李政道收到文章的校样后，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李政道极度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据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奥本海默则对两人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决裂感到失望之极，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科医生。

杨振宁给吴大猷(是杨振宁与李政道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恩师)写信说的：

多年来知道吾师极关怀政道与我一九六二年决裂的事，因为我严格遵守「君子交恶，不出恶声」的原则，始终没有向吾师与吴太太谈及详情。

我们成了名以后，政道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

我对政道有没有做过不道德的事呢？有没有做过错误的事呢？

关于前者︰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决裂以前，我可以向父亲报告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二年十六年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政道的事。今天我可以向吾师报告的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二十七年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纪录。关于后者︰我做过大错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 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