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哉，难即便是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亦感步履维艰。

大明国库之体系，非无实乃稀薄，症结在于缺乏一统天下的中央金库。

回溯洪武二年，朱元璋初定金陵，旋即设立内库府，下辖琳琅十二库，各司其职，然其布局虽广，却难逃内外混淆之弊。

朱元璋，一代枭雄，其《太祖实录》中，言辞犀利，直指公私不分之弊。

他深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理，更鉴宋太宗私藏之祸，遂毅然决然，将国库与内帑合二为一，意在天下为公，财用皆出于民，归于民。

理想虽丰满，现实却骨感。

洪武、永乐年间，尚能秉持此道，以外臣掌舵内承运库，如户部尚书夏原吉，面对朱棣征蒙之需，坚壁清野，守财有道。

然至正统年间，风云突变，金花银制度横空出世，内承运库渐成帝王私囊，国库之责，悄然转嫁于太仓之上。

太仓者，朱棣迁都后所建之粮仓也，初为京营之根本，后以其管理之善，竟成国帑之象征。

然此善举亦生弊端，太仓本职乃储军粮，而朝廷开支浩大，常致军需不继，寅吃卯粮之景频现。

更兼太仓银库之设，十库并蓄，绵丝绢布、盐课关税，凡折银之物，皆归其所有。

太仓银之来源广泛，夏秋税银、盐钞商税、赃罚赎罪，乃至僧道度牒，无所不包。

国帑之惑，实为大明财政紊乱之症结所在。毕自严，手持天子令箭，力挽狂澜，为国库正名。

他非但重塑此概念，更将各部仓廪之权，悄然聚于度支司麾下，首当其冲者，乃内承运库也。

此番举措，非为搜刮龙藏，实为从法制层面，将内库与外朝界限分明，让皇家私产远离国库纠葛。

京官俸禄，自吏部申报，经度支司之太仓银库审批，再由吏部发放，自此，内承运库成为皇家自娱之地，不再涉足国库运作。

毕自严之志，未止于此，他又将目光投向各部宝库，诸如太仆寺常盈之丰、工部节慎之积、光禄寺及南京户部之银库，皆欲纳入整顿之列。

这些部门金库累累，令人咋舌，毕自严誓要一一理清，收归国有。

然则，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虽得圣上恩准，各部却如泥鳅般滑不留手，与毕自严周旋于权术之间。

银钱背后，权力纠葛，错综复杂。

毕自严坐于内阁，眉头紧锁，审视着各部账册，心中盘算：强取豪夺，必遭众怒，损及根基；唯有智取，方能不动声色，达成所愿。

正当此时，内阁文书携徐尚书漕运改革奏章急入，犹如春风化雨，为毕自严带来一线生机。

“民运官理，分段而治，按省修缮”，徐光启之策，恰似对症下药，令毕自严眼前一亮。

半晌深思后，毕自严与徐光启共赴西苑，面圣陈情。

朱由校览奏，赞叹不已：“徐尚书真乃奇才！”

他见徐光启提议沿运河设钞关，分段管理，心中已绘就一幅富国强兵之蓝图。

运河七钞关，横贯南北，坐拥人流物流之要冲，其潜力无穷。

朱由校笔走龙蛇，一“准”字落，便决定了大明财政之新篇章。

“京城至通州，先试牛刀。”

朱由校轻挥衣袖，将奏章托付于小太监之手，转而对徐光启悠然言道：“卿之智见，与朝廷革新之策，皆需精炼成章，速遣至天津袁知府可立案头，以资共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