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茵茨，科隆，特里尔，帝国如今的三大主教会选侯的教区全都属于威斯特伐利亚省，将他任命为名义宫伯，无疑是在强调皇帝对西部领土的主权。

但也仅仅是“名义上”而已了。

事到如今，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日耳曼人对强大的诸侯国兼并弱邻习以为常，西北部的自由市频繁与帝国之外的大国，动辄与法兰西国王或丹麦国王暗中勾连，借外部力量敲打皇帝，逼中央政府承认自由市的商业特权，极大损害了皇帝在帝国内部的威信。

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仍偶尔光顾波罗的海沿岸。百年战争开始前，法王的一大爱好就是勾结自由市兴兵入侵，打得西方诸侯割地赔款，让德国贵族一度享有“法王提款机”的“美誉”。

在封建藩侯契约里，采邑贵族享有领地内的采矿权、开垦权、外交权、战争权、司法权乃至少量立法权，这同时赋予了领主开战与征税的权力，包括地租、家庭税、商品流通税以及商路税。其上级领主在其中也有一份“抽成”，作为庇护与承认其统治权的背书。

帝国的所有领主理论上都有向皇帝纳税的义务，这在《1356年金玺诏书》里也有明文规定。但宪法存在了一百年，皇帝始终解决不了征税问题。就像生活在公元前的中国人一样，生活在15世纪的德国人也面临着“礼崩乐坏”的难题。

以上种种问题都令神罗难以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维持存在。帝国必须团结，这是数百个弱小诸侯国存活的要求。皇帝的中央政府不能太弱，否则无法从四方侵略者的兵锋下庇护小国。但如果皇帝也加入了恃强凌弱的行列，那神罗就失去了“弱者抱团取暖以求存续”的最大政治意义。

奥地利大公的体量恰好处在两大要求之间的范畴。败给波兰军队，反倒有益于诸侯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继续连任——他们要的就是这样败而不破的帝国。

可以上要求显然悖逆了时代的洪流。

结束了漫长的黑暗中世纪后，欧洲人惊奇地发现，他们面临了这样一个时代：愚昧的阴霾渐渐消散，但继承自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哲学家的逻辑思辨，令人类第一次以纯粹理性的角度观察世界。

热气为什么向上？冷气为什么下沉？苹果树的苹果为什么是落地而非飞起？人类皮肤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神秘的结构？无数秘密似乎都在等待人类亲手揭开，每个秘密背后似乎都隐藏着翻天覆地的新发现。这是一个令野心勃勃之人兴奋的好时代，也是一个令安于现状者恐惧的坏时代。

文艺复兴的时代已经随着三杰的去世逐渐远去，随之而带来的新兴人文主义，恰似千年前初兴的基督教信仰，已经从思想萌芽发展为参天大树，根深蒂固地扎入了每个人的大脑。

尼古拉五世教皇与他的前任尤金四世，二人虽是教廷首脑，但都有大学求学的经历，在那里，他们接受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完整的思想启蒙，阅读的都是古罗马与古希腊学者的思辨哲思与科学观测。

阅读过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哲学典册，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的演讲稿，以及里维乌斯.安德罗尼柯的戏剧和诗歌。文艺复兴主义者耗费百年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社会革命，将新思想根植于新生之人的大脑，借助时间的伟力，世代的更替，完成了取缔了旧时代的伟业。

每位文艺复兴者都可以挺起胸膛，指向那名高高坐在教廷皇位上的罗马教宗，说，“看呐，那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现在，每个人都崇尚科学与理性，要求神学家以富有逻辑的辩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历史的必然，否则无法获得任何人的赞同与喝彩。人们不再厌恶革新，而只纠结于怎样去革新，在这样一个变迁进步的大时代，“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本身就是一种罪恶。

勇于开拓未来，勇于引领潮流，不能等待世界变化而在落伍的恐惧中不情不愿地向前。穆斯林异教徒为他展示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周密政府系统，如果不想被时代洪流抛弃，趁早上车才是万全之策。或许在未来，专制的好处早晚会被它的坏处压倒，变成讨人厌的老古董。或许有一天，古希腊城邦那样人人投票决定未来的制度又会取代今天罗贝尔为之奋斗的一切，就像江天河告诉他的，六百年后根本没几个活着的国王皇帝，只有共和国。

但那是未来的事情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潮流嘛。

“我们得主动大步向前，就从莱茵兰开始。”

罗贝尔踩着椅子，环抱双腿，希望与恐惧相伴而生，又开始对未来有了期待。

“莱茵河……那儿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呢。”

真是好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