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此二人对此是显得非常谨慎，他们没有急于召开会议，商量如何改革，而是两个人先私下沟通，确定一个大方向。

“我朝商税虽低，但是各地官府针对商人的苛捐杂税却是多不胜数，这河道要收费，过桥也要收费，到市集上还得交税，统统都算起来可是不低呀！”王锡爵道。

王家屏点头道：“言之有理，当年张居正改革，多半是针对赋役，然而，统一赋役，令许多百姓不用服劳役，农闲之时，还可以去做工或者做买卖，促进了工商业发展，但是张居正当时并没有针对商税进行改革。”

王锡爵道：“而繁杂的商税，不但给商人和工匠，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令朝廷也是得不偿失，因为这些税入多半都没有进入国库。我私以为，若要改革关税，首先第一步就是将商税化繁为简，由朝廷专门派人征收。”

“繁杂”意味着中央没法控制，道理很简单，朝廷是不可能派那么多人去收税的。

就说这过桥费，那肯定是当地官府，或者有势力的士绅在收，这钱是不可能进入国库的。

化繁为简，由朝廷专门征收，这恰恰就是王锡爵一直以来得主张，其实也是张居正的主张，就是加强中央权力，如此中央拟定的政策，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

王家屏叹道：“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也跟张居正一样。其实这种种关税，针对的都是一些小商人，而那些大富商，多半可都是有背景的，他们往往是连一文钱都不交。

我在卫辉府的时候，曾问过一些商人，为何要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赶来卫辉府做买卖，原因就是如此，一旦朝廷要加派税收，首先遭殃的是普通农民，其次就是这些小商人，工匠。

如潞王府事件，当时整个卫辉府都被洗劫一空，但那些大地主、大富商不但安然无恙，反而借机兼并不少土地，大发横财，若是由朝廷统一征收，那么我们势必会面对这个问题，若那些大富商、大地主都不交税，那此番变法必然失败。”

许多人说明朝商税收的少，导致国家没钱，其实不是，明朝的商税问题，根本就不在于税多税少，而在于交与不交，这跟农税是一个道理，大地主、大富商都不交税，税收都压在农民和小商人身上，每回加派税收，洗劫的都是普通农民和小商人，那些大地主和大富商只要不犯政治上的错误，个个都是岿然不动，有时候他们跟朝廷一块洗劫，有时候在后面怂恿那些小商人、工匠跟朝廷作对。

这就是关键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百姓们都不看好朝廷改革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如果改善税制，其目的是要减轻所有人的负担，那谁来都行，乞丐都行，我上去就全免了，那除了统治阶级之外，绝对没有人反对，要真全免了，那官员吃什么。

所以只要是追求改革，不管是哪朝哪代，一定是国家财政出现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增加国家收入。

因为如果百姓的生活危机，朝廷只需要救济，而不需要去改革。

改革一定是要增加国库收入，换而言之，就是增加税入，那么在基本盘不改变的情况下，你不去征收那些大富商、大地主得税，增加出来的税入必然又会落到百姓头上。

这道理谁都明白，从商鞅到张居正，皆是如此，但成功的是寥寥无几，最成功的的可能就是商鞅，张居正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华盛顿其实也没有。

问题就在于，金钱与权力的结合，真正能成为大富商、大地主的，必然是依靠权力，那么谁又会用自己的权力去征自己的税。

故此，百姓对改革是深恶痛绝。

改来改去，我们交得税是更多了。

什么改革，明明就是改割。

王锡爵叹了口气，道：“倘若我们直接说要向大富商征收更多的税，估计朝中又会出现许多反对派。”

不说别人，其实他也是大富商，大地主，家财万贯，只不过合理的税收，他倒是愿意交。

王家屏道：“其实最成功的还真就是郭淡管理下的卫辉府，我仔细研究卫辉府，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让那些大富商、大地主赚更多钱，同时又离不开他，如果那些大富商、大地主不交税，他们不是得到的更多，而是失去的更多，故此卫辉府的权贵都主动交税。可惜，我们没有郭淡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