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格隆将冲突两方都送回到了各自的家中之后，“告御状”事件所激起的风波，好像已经渐渐平息了下来，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在看似平静的皇家猎场当中，此时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几天之后，有几辆并不起眼的马车，在卫兵们的护送（或者说押送）之下，悄悄地来到了风光秀美的皇家猎场当中。

当马车内的人们从车厢内匆匆走出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心情欣赏这一片美好风光了，他们只是互相对视了几眼，面面相觑。

他们互相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同行——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信贷公司”的老板。

信贷在法兰西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东西，自古以来，君王和领主们为了打仗、或者维持自己的奢靡消费，都会大肆借钱，要么发公债要么借私债，在旧制度时期，有些人家里几代都做这种生意，不光借此暴富，甚至因此登堂入室，买官或者当上了贵族。

不过，在大革命之后，由于土地产权逐步分散，普通农民当中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急速提升，而他们同样面对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因此，信贷行业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细分和下沉，逐渐在农村当中扩散。

最开始，是农村里的一些富户或者精明人，借着青黄不接的机会对周围的村民放贷，但是逐渐，这一切开始正规化，出现了专门从事这种生意的商人。

他们借着金钱的伟力，在这些美丽富饶的乡村当中肆意地榨取着利润，并且快速地暴富起来，并且财富还在快速地扩张当中。

而今天被艾格隆叫过来的几个人，就是本地主要的放贷人了。

为首的两个人，一个叫苏德利，一个叫戈贝坦，他们是这些放贷人中的“魁首”，两个人占据了接近80%的市场。

正因为在行业当中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两个人就隐隐然成为了这些人的领袖，而他们彼此却只能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担忧之色。

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在最近20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攒下如今的家业的。

他们招募乡村的二流子或者消息灵通的代理人，大肆在各个村庄当中宣扬某某贷款公司的慷慨借款，不管是拉人头还是哄骗的方式，让农民们签订贷款合同。

合同上规定的利息大多数只有5-6厘，但是，因为农民大多数不识字，所以他们往往注意不到各种折算、手续费和罚款等等条款，他们签下这笔债务只是为了度过某一次生产危机，但是却最后往往背下怎么还也还不完的债，一旦破产就不得不把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土地，又转卖给公司。

依靠着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他们能够收买公证人、律师和执达吏，构建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密不透风地让债务人窒息，直到倾家荡产为止。

而这些手段，以这个年代的眼光，大多数是合法的，或者至少不违法——19世纪的法律，还不足以把借贷关系规定得那么精细，对各种合同花招更是缺乏管控能力。

法律是现实的折射，而且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无论法律怎么样逐步完善，总是有人能够从律法条文当中找到漏洞，并且利用这些漏洞为自己牟利。

这种斗争绝不仅仅停留在某个山村当中，它将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总之，依靠着种种“经营手段”，苏德利和戈贝坦两个人都已经成为了大地主，手里有着不逊色于那些贵族老爷的庄园，他们还有着农民拿来抵债的鲜花、蜂蜜、木材、纺织品和葡萄酒，还有着几百万法郎的资本。在巴黎的上流圈子来说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但是这已经足够他们在本地当个无法无天的土霸王了。

他们如此有效而且无情的致富手段，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但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庄园中那些房子和磨坊，还有田产和葡萄园的收割，其实都是农民们半义务劳动所建成的，根本就没花几个钱。

这倒也不出奇，农民们从生到死都是在劳作，所以他们往往认识不到劳动本身的价值，一想到为这些“老爷”干活，就可以延期偿付应付的利息（仅仅只是这些），他们更是心甘情愿。这是真正的苦役，但农民出了苦力还自以为什么都没付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亲自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所以就没有“亏损”。

很少有人去想过，通过债务和这种“延期债务的劳役”，他们付给这些新老爷的，实际上会比整个债务的本钱还多得多。

不管怎么说，在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不金融巨头、工业巨头正在渐渐地崭露头角，乡村的新贵阶层，也已经慢慢地诞生了，他们在索漠城叫葛朗台，在卢瓦雷省叫苏德利或者戈贝坦，但这无关紧要，他们本质上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