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桂春生还叫桂裴华，没有改名字。

调查组的人和桂裴华也谈了话，让他交代过去的事，桂裴华这些年做了成千上百份检讨，很是认真地应付着来调查的人，他知道想回到原位，就得抓住这次机会。

这个调查做了三天，要走之前，调查组的人让村支书在调查书上签字按手印，还盖了公社的章，就回去了。

到了七八年十二月底，桂裴华老师正式平反的文件下来了，告别周家庄，回到了广州，和从前的同事亲友上了见面，人虽然回去了，可并未恢复原来的职位，他有一部分的档案仍留在平水县。

因为桂裴华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现在已经确定，就是逃到香港去了，虽然桂老师一再表示，他和他们真的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逃过去的，但组织对其态度有所保留，决定暂时不让他回到教书的岗位上去，现在大学恢复招生，高校正常上课，万一他怂恿策反年轻气盛的学生逃叛就糟糕了。

桂老师在广州坐了两年冷板凳，无事可做，好在因为他个人平反了，前些年的工资和票据都给补发了，他没事做，但饿不着，在熟悉的地方，比在周家庄过得好多了。

七八年后，广东改革开放的态势越来越明朗，因其本身是千年商都和省会，加之靠近港澳，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快，到八零年时，广州的工作重心已经基本上转向经济，各行各业都有起头之势，尤其是文化类的行业。

桂裴华终于闲不下下去了，他找到管理他这类情况的组织，表明自己愿意从教育线转行，他从前是教国文的，文字功底好，恰好现在报社在招聘记者岗位，他可以做经济和民生类的报道，见报的文字诸多审核，上头有编辑和总编，还有支部中心，不必担心会有什么反动言论。

组织的人讨论过后同意了，现在正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候，比桂裴华出身问题更严重的也有不少，也在陆续平反，回到原处。何况如今还要引导华侨归国投资，他有海外亲戚，可以去跟亲戚们做做工作，就同意桂老师的档案从大学调至广州的报社，甚至还同意他尽快和香港的家人取得联系，说只要不危害国家安全，欢迎他们归国团聚。

八零年做出这个改变，也是一个春天，桂裴华取得了组织的同意，一路辗转，再一次坐上了去平水县和周家庄的汽车，要把自己最后一部分档案调出来，拿回广州。

回到周家庄，桂裴华看到知青们陆续都走了，知青点空荡下来，剩下的都是周家庄的村民们。

日出作日落息，周家庄还是那个一成不变的村庄，跟外头日新月异的城市相比，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改变。

再回到这个下放的地方，桂裴华很是感慨，对一直照顾自己的村支书周善民多有感谢，带了不少吃的东西过来，还给周家庄送了一台收音机，让他们在农闲的时候可以摆弄听听。

村支书周善民也很感动：“桂老师啊，您还是第一个离开了周家庄，又回来看我们的人！”

大家都不提桂老师是回来调档案的，只当是人情走动。

桂裴华已经调整了两年，头发也染黑了，不再是住在牛棚边上的糟老头儿形象。

周长城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张大了嘴巴，一副呆头鹅的傻样子，原来这个桂老师竟这样斯文年轻，看着似乎还不到五十岁，从前他总以为桂老师和他爷爷奶奶差不多年纪，没少叫他桂爷爷。

桂裴华对周长城一直很关心，从前他还在周家庄的时候，就承蒙他家的大人照看，知道这小孩儿再没家里人了，心中很是可惜，可他也没办法把周长城带走，别说并未到这种托孤的情分，就是论起来，风险也大，现在他是平反了，可政策若是反复，会不会又把他再次下放？未来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周家庄的证明写好了，还要到平水县去拿桂裴华的档案，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关卡，桂裴华就请求周善民一起去县里帮帮忙走一趟。

春耕刚过，庄上也没什么事，周善民就答应了。

走之前，周长城扛着锄头路过，要去前头的田地里除草。